乌鲁木齐七五事件
事件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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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宣布此次事件为“典型的境外指挥、境内行动，有预谋、有组织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109]，指责热比娅·卡德尔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为阴谋者，并称相当一部分维吾尔族暴乱分子是来自一千五百公里之外的喀什、和田等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比较盛行之地[1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认为是境外三股势力後来大肆炒作了旭日玩具厂事件，煽动上街游行示威，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111]。政府消息来源引用热比娅·卡德尔在西藏骚乱后的公开讲话和电话录音，称她在其中说在乌鲁木齐会发生一些事情[112]。努尔·白克力还表示热比娅在7月5日同国内通了电话，煽动了该次事件；而维吾尔在线、Biliwal等网站亦大肆煽动宣传、传播谣言[113]。中国当局指控一名他们声称是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主要成员的男子，称其通过传播一段暴力视频，煽动民族紧张关系，并在一个在线论坛上敦促维吾尔族人“以暴力反击汉人”[114]。乌鲁木齐市市长吉尔拉·衣沙木丁称抗议者通过QQ群等服务在网上进行组织活动[69]。《中国日报》断言，组织暴乱是为了煽动分裂主义，使中东恐怖组织受益[115][116]。热比娅否认煽动暴力[117]，并辩称严厉的安保措施、对韶关事件的不满和“中国多年的镇压”，而不是分裂分子或恐怖分子的干预，引发了右翼抗议活动及其演变为暴力，维吾尔流亡团体声称，当警察过度使用武力驱散人群时，暴力就爆发了[3][4]。《联合早报》记者的调查将参与者分为三类：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维吾尔族和平示威者、打砸抢行动的起哄者，以及恐怖暴力犯罪的主体——从南疆喀什、和田等地组织来的敢死队[118]。维吾尔族记者海莱提则认为组织者不是世维会和热比娅，热比娅最多只是唆使者。骚乱发生时他在街上听到有人呼喊建立伊斯蘭政教合一政權的口号，于是推论真正的组织者是在新疆地区活跃的地下极端宗教组织“伊扎布特”[119]。各方都同意，抗议活动是事先组织的，但是对于其中的恐怖暴力是有计划的还是自发的意见不一[120]，对事件背后的紧张民族关系反映了分离主义倾向还是对社会正义的渴望亦无定论[52]。
国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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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当天和之后，移动手机服务和互联网服务受限。中国移动切断手机服务“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121]。当地的国际长途电话也受阻[122][123]，互联网访问被锁定[124][125]，非本地网站受阻。半岛电视台7月9日指，当地负责接待外国记者的海德酒店是全市唯一一处能上网的地方，但记者不能发短信或打国际电话[123]。审查员删掉当地网站和Google上的许多小道消息[56]，然而Twitter、YouTube和Flickr很快就出现了示威的照片和视频[126]，同时许多新疆网站关闭[127]。事发将近一年后的2010年5月14日，互联网服务全面恢复[128]。
中央电视台播出汽车被砸民众被打的录像[129]。官员重申党的路线。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针对局勢和韶关旭日玩具厂事件发表长篇讲话，表示广东和新疆政府已妥善安置遇害工人，谴责暴力事件是“有组织、有阴谋的”[130]。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谴责7月5日的暴动是“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131][132]。
骚乱促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胡锦涛提前离开八国集团峰会。
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事件[21]。军队平息事态后不久，政府邀请境外记者到乌鲁木齐实地考察[133]。100多家媒体的记者住进市区海德酒店[122][123]，共用30个网络链接[122]。记者们还意外探访了事发地点和医院[134]。《金融时报》称官方这次的处理手段获得很大的改善，跟2008年西藏骚乱的“公关灾难”形成鲜明对比[21]。
为在事件过后立即缓和紧张局势，官方立刻在新疆各地开始歌颂民族和谐的大规模宣传活动。当地的节目将维吾尔族歌手和汉族歌手叫在一起，高唱“我们是一家人”。骚乱期间维吾尔族的“英勇事迹”受到传颂，包着标语的宣传车在街道上巡逻，其中一条警告人们要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135]。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前离开意大利八国集团峰会[70][136]，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派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往新疆“指导维稳工作”[137]。《南华早报》引述政府消息，指北京将重新评估10月份建国六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各项安排[138]。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认为政府的民族政策“绝对需要调整”，否则“会有麻烦”[139]。负责安保协调的人员表示，当局计划在建国六十周年活动前从地方派出所调遣警察，预计负责任务的警察有13万人[104]。
事发后，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热比娅计划访问的国家施加外交压力，印度“在北京的建议下”取消了热比娅的签证[140]。北京也召见日本大使，抗议热比娅到访日本[141][142]。8月，热比娅到访澳大利亚宣传关于她的电影《爱的十个条件》，中国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对方将她的电影下架[142]。
中国博客圈对骚乱的反应明显多于官方。尽管有网络封锁和审查，互联网监察者监视继续尝试发表对事件起因观点或表达对暴力行为愤怒的网民。尽管部分博客主立场亲政府，其他博客主更多地反映了事件的起因[143]。政府工作人员迅速在多个论坛和新闻网站上删掉骚乱的评论[143][144]。这些呼吁的共同主题便是惩罚肇事者。部分帖子还提到备受汉族及其他民族尊重的将军王震，有国际媒体报道称“许多维吾尔人害怕中国共产党会发动自1949年接管新疆后的新一轮压制”[143]。
2010年3月2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走近政协”栏目，在针对网友询问其对乌鲁木齐“7·5”事件的看法时，陈广元表示：“这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这是因为一些分裂组织、极端主义分子造成的，他们只是打着民族和宗教的旗号而已。”[145]
国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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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146]，呼吁中国采取措施保护平民，尊重言论、集会和信息自由[147]。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表示对死亡人数高企的“担心”，指出“事发不到一天，遇害受伤人数非常高”[148][149]。她也呼吁中国必须符合国际规范，人道对待拘留者[150]。
上海合作组织表达了对事件无辜遇害者家属的同情，表示组织各成员国认为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局势纯粹是中国内部事务[151]。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拉夫罗夫谴责暴乱分子“使用分离主义标语，挑拨民族关系”[152]。邻国哈萨克斯坦[153]和吉尔吉斯斯坦表示会防范“难民涌入”，加强边境管控[154][155]。尽管哈萨克斯坦政府支持中国，5000多名维吾尔人于7月19日在当时的首都阿拉木图抗议中国警察向示威者使用过分暴力[156]。
伊斯兰会议组织谴责“不成比例地使用武力”，呼吁北京“迅速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敦促中国调查事件起因，找到解决骚乱的办法[157]。
欧盟领导人表示担忧，敦促中国政府在处理示威者时表现克制[158][159]。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呼吁尊重少数民族人权[160]。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和胡锦涛出席记者会时提到人权问题，表示“中国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给人权带来新的要求”[161][162]。
土耳其表示“很悲伤”，要求中国当局将肇事者绳之以法[163][164]。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表示事件“犹如种族灭绝”[165][166]，贸易和工业部长尼哈特·埃尔贡（英语：Nihat Ergün）呼吁抵制中国货物[167][168]。相当多的土耳其人聚集抗议反对中国，活动大多针对土耳其各大城市的中国使领馆。土耳其的立场引发中国媒体强烈抗议[169][170][171]。热比娅认为，土耳其干涉维吾尔事务受到阻碍，这是对中国干涉库尔德问题的报复[172]。不过尼尔根发动的抵制中国货物的行动失败了[173]。
伊斯兰会议组织的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埃及还特别压制了伊斯兰合作组织针对维吾尔人提出的任何反华动议。埃及也认为自己有着像中国一样的内部宗派问题，苏丹也担心外部势力插手内部事务，印尼被迫和国内的伊斯兰主义者打交道，强调不存在宗教冲突，没有新疆的民族骚乱，借此来平息事态[174]。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帮助中国取消伊斯兰会议组织上一份针对新疆局势的声明[175]。阿拉伯联盟、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没有针对局势作公开回应，鉴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中国和两国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176]。
阿富汗[177]、柬埔寨[178]和越南相信中国政府会“采取合适措施”[179]，支持“中国领土主权和完整”[177]。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副主席阿利克·阿利克谴责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180]。
华盛顿特区的维吾尔族示威。
伊朗表达和土耳其与伊斯兰会议组织同样的关切，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新疆穆斯林人口的人权[181][182]。
日本政府表示关切并密切关注事态[183]。新加坡呼吁克制和对话[184]。中华民国政府强烈谴责煽动暴力的人士，行政院院长劉兆玄呼吁保持，希望大陆政府“处理善后事宜时尽可能宽大和宽容”，尊重少数民族权利[185]。2009年9月，中華民國政府拒绝热比娅入境，声称她和被联合国和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有联系[186]。
柏林的维吾尔族示威。
瑞士呼吁克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敦促中国尊重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187]。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呼吁克制，“和平解决难题”[160]。塞尔维亚政府表示，支持“和平解决所有争端”[188]。白俄罗斯对当地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表示遗憾，希望局势尽快恢复平静[189]。
荷兰和挪威出现暴力示威。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遭到维吾尔社运人士袭击，窗户被砖头砸碎[95]，国旗也被烧毁[190]。当天使馆关闭[191]，142人被捕[192]。同时，约100名维吾尔人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中国大使馆门外抗议。11名被捕，但之后无罪释放[193]。印尼伊斯蘭教联盟的示威者袭击雅加达中国大使馆的门卫，呼吁向中国发动圣战[194]。巴基斯坦表示部分伤害中巴关系的“因素”不会损害或动摇两国的利益[195]。斯里兰卡强调事件是中国内部事务，自信中国当局有能力恢复正常局面[196]。
加拿大外交事务长劳伦斯·加农（英语：Lawrence Cannon）敦促用“对话和善意”解决不满情绪，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197]。奥巴马政府发言人表示美国对新疆的生命损失感到遗憾和深切的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146]。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恩·凯利表示“中国当局恢复秩序，阻止暴力事件进一步发展很重要[198]。”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对中国的镇压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独立调查事件并制裁中国[199]。
西藏流亡政府建立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发表声明称自己“对新疆日益恶化的局势深感悲痛和关切，尤其是生命的悲惨损失”“我恳请中国当局本着理解和远见的精神，在处理这一局势时保持克制”[200]。
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公正独立”调查事件，要求释放“和平表达意见、履行言论、结社、集会权力”的人士，公平审判其他人[201]。人权观察呼吁中国保持克制，允许独立调查事件，包括解决维吾尔族对地区政策的担忧。组织还表示中国在应对抗议时应遵守国际准则，只用恰如其分的武力[202]。伦敦风险分析机构Stirling Assynt表示，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计划袭击北非的中国工人[203][204][205]。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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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頻道中國事務編輯陳世榮認為新華社的媒體處置手法有所改善：“為了更加可信，事發后幾個小時就有視頻出來了，而不用等兩個禮拜[206]。”《每日電訊報》的彼得·福斯特（英语：Peter Foster (journalist)）觀察到，資深的中國評論員都驚訝于北京抓住事件新聞議程的速度，他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沒有什麼好隱瞞的”[134]。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學者同意中國當局變得更加複雜[133]。《紐約時報》和法新社認為中國從全世界的政治示威，如所謂“顏色革命”的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和伊朗綠色革命學到了一課，總結稱中國專家已經學習到現代電子通訊“幫助抗議者組織活動、接觸外面的世界，找到政府對付他們的辦法[133][207]。”
然而，詹姆斯鎮基金會（英语：Jamestown Foundation）的同僚威利·林（Willy Lam）懷疑當局“只不過是在測試各方的反應”。他認為，如果此番開放收效甚微，那麼他們就會像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後那樣“踩剎車”[207]。有外國記者被警方拘留，不久后獲釋[56]。7月10日，官員“出於他們的人身安全”，命令外國記者離開喀什[208]。新華社的最高官員夏林後來表示，雙方在騷亂前後爆發的暴力事件被官方的新聞頻道冷處理或完全不報，是因為擔心種族暴力擴散到烏魯木齊以外地區[209]。
《人民日報》的一篇專欄文章斥責某些西方媒體報道“雙重標準，報道和評論有偏見”。文章指，中國不會因為開放和透明的態度接受部分境外政治人物或新聞媒體的“酬勞”。作者指出，“相當數量的媒體仍然有意無意地將暴徒的暴力行為的描述降到最低”，意圖將焦點放在所謂的種族衝突上[210]。然而，法新社的達西·朵利（D'Arcy Doran）歡迎對境外媒體的持續開放，但把他們的報道跟中國媒體的進行對比，指中方報道緊密追隨政府步伐，主要關注受傷的漢族，忽略了事件背後的“維吾爾故事”或原因[207]。
事件由路透社率先報道，該報道貼出了前一天騷亂的照片[211]。這張顯示大批武警隊列的照片，實際上是由《南方都市報》在6月26日的石首事件中拍攝的[212]。其他新聞機構也誤用了這張照片[213]，《每日電訊報》在網站掛了照片一天後才刪除[211]。7月7日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世維會領導熱比婭·卡德爾利用石首的照片為烏魯木齊的維吾爾辯護[214]。一位世維會代表後來道歉，說這張照片是依照圖片質量從數百張中挑選出來的[213]。
8月3日，新華社報道熱比婭的兩個孩子寫信責備她策劃騷亂[215]。世維會德國發言人指信件系捏造。人權觀察研究院表示信件的新聞風格非常可疑，“接近”中國政府對騷亂及善後事件的說法。他補充道：“（她的孩子們）被掛在政府喉舌平台上廣泛傳播是非常不正常的[216]。”
2019年12月5日，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对外公布了一部名为《中国新疆 反恐前沿》的纪录片，其中包含关于此次事件的影像资料。[217]2024年10月，CGTN再推出纪录片《黑云压城——乌鲁木齐“7·5”事件纪实》，回溯事件前因后果，同时采访事件亲历者。[218]